太学生徐揆谨再拜献书于金国相元帅、太子元帅：揆闻昔春秋鲁宣公十一年，楚子伐陈，欲以为县，申叔时谏曰：「诸侯之从者，曰讨有罪。今县陈，是贪其富也，其可乎」？王曰：「善哉，吾未之闻也」。乃复封陈之后，君子莫不多申叔之善谏，楚子之从谏，千百岁之下，犹且想其风采为不可及。昔上皇任用非人，政失厥中，背盟致讨，元帅之职也；大兵既临，都城失守，社稷几亡而复存之，元帅之德也；兵不血刃，市不易廛，生灵几死而幸免，元帅之仁也。虽楚子入陈之功，未能远过。我宋皇帝以万乘之尊，两造辕门，议赏兵之费，加徽号之请，越在草莽，信宿逾迈，国中喁喁，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。生民无主，境内骚然，忠义之士食不下咽。又闻道路之言，以金银未足，天子未还，揆窃惑之。盖金银之产，不于中国，而在深山穷谷之间，四方职贡，岁有常数。况上皇在御，宿奸擅权，奢侈无度，蠹耗赋财，海内萧然，帑藏为之一空，此元帅之所明知也。重以去岁之役，增请和之币，献犒赏之资，官吏徵求，及于编户。都城之内，虽一妾妇之饰，一器用之微，无不输之于上，以酬退师之恩也。又自兵兴以来，邦国未宁，道路不通，富商大贾绝迹而不造境，京师豪民蓄积累厚者，悉散而之四方矣。间有从官王畿，仰给俸禄者，储无长资，岂复有金银之多乎？今虽天子蒙尘，臣庶效力，根括私藏，遍及贫户，犹未足偿其数也。曩者都城失守，民无生全之望，荷恩湔贷，实蒙再造之仁，赤子拊心，报图无地，况金银外物，岂复有惜乎！第恐京邑家藏不足以偿犒师之用，虽以天子为质，犹无益于事也。元帅体大金皇帝好生之德，每以赤子涂炭为念，大兵长驱，直捣中原，未尝以屠戮为事，所以爱民者至矣。今元帅有存社稷之德，活生灵之仁，而以金银之故质君，是犹爱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，与不爱奚择？元帅必不为也。昔楚子围郑，三月克之，郑伯肉袒牵羊以迎，左右曰不可许，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」。退三十里而许之平。《春秋》书之，后世以为美谈。揆愿元帅推恻隐之心，存终始之惠，返其君父，损其元数，班师振旅，缓以时月，俟求之四方，然后遣使入献，则楚子封陈之功不足道也。国中之人德元帅之仁，岂敢弭忘！传曰：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」。揆虽卑贱，辄敢昧死以纾君父之难，惟元帅矜之。冒渎台严，不胜恐惧俟命之至。

敕：具悉。昔晋侯以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，使傅太子彪；楚庄王问教太子之道于申叔时，亦必《春秋》为首。是时麟经未作，二臣所学盖《梼杌》之类耳，孰若取圣人之微言，择天下之端士，以训导元子，如今日之懿哉！卿等蔚以鸿儒，参陪国论，事机之暇，从吾儿游，究终始于遗经，迪高明于德性，其为益大矣。进官一等，兹谓故常，陈义固辞，殊非所望。所辞宜不允。

绍圣元年四月，诏以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、知河阳范公知河南府、留守西都。既拜命，闰月壬申，以疾薨于河阳府居之正寝，年六十有五。讣闻，上辍视朝一日，赙恤有加，以右银青光禄大夫告公第。其年七月己酉，葬河南偃师县洛南乡土中村天池原。范氏之先，本家长安，唐末避乱徙蜀，为成都华阳人。公讳百禄，字子功。曾祖讳璲，赠太保。祖讳度。赠太师。考讳锴，以卫尉寺丞致仕，赠太尉。曾祖妣张氏，祖妣李氏、庞氏，妣郭氏，追封嘉、汉、唐、昌四国太夫人。太尉五子，先公中大夫为长，公其季也。少颖悟秀拔，力学不舍昼夜。季父忠文公文章为一世所宗，太尉携公入京师，忠文奇之，曰：「廊庙器也」！年十六，游太学，诸生少之，已而文词声名在千百人上，众乃惊服。举进士中第，释褐为应天府楚丘主簿。涡河役民夫数千人，公拊循爱养，不一月工毕。县人德之，相与为佛事三日为公谢。以荐者为怀州武德令。丁太尉忧，服除，调绵州龙安令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。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。治平中，京师大水，制策降问，时执政方议尊濮安懿王，公对以：「《五行传》：简宗庙，废祭祀，则水不润下。昔汉孝哀尊共王，而河南、颍川大水；孝安尊德皇，而京师及郡国二十九大水；孝桓尊崇皇，而六郡地裂，水涌井溢。又曰：「大宗隆也，小宗杀也；天地宗庙之祀重也，门内之私轻也。宜杀而隆之，宜轻而重之，则不得于先王之礼；不得于先王之礼，则不得于人心；不得于人心，则不合于天意。此变异之所从来也」。又陈十二事以劝上德。考官第策入三等，英宗亲览嘉叹，欲不次用之，为执政所恶，迁一官，以秘书丞知彭州濛阳县。国朝制策，三等惟吴育、苏轼及公，凡三人焉。丁昌国忧，终丧，知开封府咸平县。御史中丞邓绾举公御史，召对，固辞，神宗从之，擢提点江南东路刑狱。发运司应诏于江、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桥梁，郡县以户等科之，民以为患。公奏曰：「陛下勤俭之德出于天纵，今有司乃以方土所无有而求市于民，恐官吏督责，或有不堪其求者矣」。诏即罢之。徙利州路。阆州两税外有新税，自唐僖宗优山南，免其税，移之阆中，由是山南轻而阆重。公请免新税归山南。利守用武臣，有周永懿者以赃虐败，公又言：「至道前文臣知利州，其后以右职兼监益、利兵，辖文、龙边界，令领郡政，名实两失。乞选文臣知州，而武臣监路分兵，则名分正，事任一，皆如所请。泸夷犯淯井，官军覆败，选部使者经画其事，徙公梓州路，加直集贤院。既而检正官熊本为察访，专节制，使者听于军所。罗个墓夷数千人穷蹙请命，禅将贾昌言贪功，欲屠之。公谕以杀降之祸，未听，亟见本，谓之曰：「活千人者子孙必封，彼以穷归我，而君将歼之乎」？本矍然，遣属官程之元持檄畀昌言，受其降。召还，同知谏院。岁荒民流，公三上奏乞以清閒之燕召政府大臣，诘其所因，使各书以对所以劳徕安辑之策。又言：「民方困苦，而定令未已，有手实告匿之法，有保甲给请之制。臣谓治务有先后，理势有缓急。今不先安民，而亟欲行法，前日之令固有未便，设复为此而至于扰，则周之馀黎，不殆乎靡有孑遗也哉？乞以臣前后奏疏谕大臣，使讲求今日之急务，收还法令之未便者，以救将死之民」。公在言路，不为讦激，明庭小事，有所不言，所言多天下大计。上亦以是知之。时郡县常平或不知发，或增价与民争籴，或自为闭籴之令。河南开封诸邑不恤荒凶，而督累年逋负；决河淤田，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，公悉以闻。又论手实法曰：「造簿手实，告匿有赏，为是法者，欲民之均，推而行之，恐必不如法意，而至于骚动，比生民治乱之所系也。《户令》虽有手实之文，而未尝行，盖谓使人自占，理必不尽；而明许告言，则家家有告讦，人人为仇怨，礼义廉耻，其可得乎？设若役钱由此暂均，而使四维乖失，所损孰大」？其后手实竟罢。常平法行，郡县吏有诖误，辄以罪去。公奏曰：「立法之始，既要之以谨严；成物之终，宜济之以宽易。请薄其罪，使得自新。五路兵置三十七将，选拔或非其人，事任过重，且许辟召布衣为参谋。公上疏曰：「今大将未命，而已除将佐。有以勋荫恩泽用；有以瘝败收；有未尝历边任、经战阵；有以故群盗得官，而才无闻；有碌碌无他能，适以幸会；有微功而迁官。愿详覈其素若功，与夫举者当否之实，校其所长，参而伍之。又列其甚无状者十有四人姓名以上，且曰：「付之新格，责以训练，给铜符以备差法，赐铠甲以宠军容，所在长吏不得而预。然匪人十数，粗暴之才。虽一夫之勇，但可为人指踪，而未可莅众也，况又委之辟使臣，许以察官吏？小人处此，民有乖忤，识虑无取，纪律不明，五千之兵，何所不至？乞依畿县旧制，将佐专部分教阅，馀即付之州县，而罢参谋。上善其言，皆见施行。选人郑侠上书言事，语狂悖，付谏官、御史杂治。公请对，奏曰：「连逮者众，或可宽宥。愿谕治狱之臣，戒其延蔓」。帝览奏，色厉曰：「侠詈朕」！公对：「侠狂生，安足为陛下轻重？以天地之造，诚能容贷，适足以增重圣德」。帝改容嘉纳，诏趣具狱。执政有忌公者，绌谏官班以沮之。公奏曰：「国朝两省官不必正员，行其事则立其班，所以明分职、厉官守。今修起居注、直舍人院则缀两省，知谏院则绌而不与」。诏如旧，执政愈不悦。会公与御史治赵居狱，妖人李士宁尝以仁宗御制诗赠居母，有后族意，及许与刀，饰以龙。方讯鞫，而宰相素与士宁厚善，御史徐禧言公锻鍊士宁罪。公奏：「士宁荧惑愚妇狂童，以致不轨，当诛无赦。禧纵出有罪，以媚大臣，不可以任风宪」。朝廷以御史和杂、枢密承旨辨曲直，主者直禧，公坐落职、夺一官，监宿州酒税。久之，上察其非罪，就除提点淮南东路刑狱，徙知唐州。官制行，为司门郎中，迁吏部。元丰七年，除起居郎。明年，召试，迁中书舍人。司马温公议复差役法，公谓温公曰：「熙宁初，某为咸平县，役法之行，罢开封牙前数百人，而民甚悦。其后有司求羡馀，务刻剥，为法之害。今第减出泉之数，以宽民力可也」。温公不从。及议郡县吏因差役受赇，从重法，加等配流，公押刑房，固执不可，且谓：「乡民被徭役，今日执事而受赇，明日罢役，复以财遗人。既以重法惩之，将见当黥衣赭充塞道路矣」。温公曰：「微公言，几为民害」。遂已之，是年冬，使辽，接伴萧祐曰：「南朝皇帝何以乐」？公曰：「崇高富贵，复何言哉」？又曰：「打围飞放否」？公曰：「无有也。上日出视朝，近臣奏事，百官各以其职进。已而御便殿，召儒臣讲读经史。燕息则览中外章疏，以修政事。此所以为乐也」。祐叹服。次会同馆说仪制，公为右番，国信使引左番，而不问皇帝圣躬。公曰：「仪未尽也，何独问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？必正之乃可」。馆伴梁援曰：「此万世法，不可改」。公曰：「是岂可为法者耶」？反覆诘问，敌屈而从之，遂两宣问。使还，权刑部侍郎。有以强盗及故杀、斗杀情可矜者谳于朝，法官援例贷免，而温公谓宜论死。公请间言之，温公曰：「强盗可悯也，杀人不死则法废矣」。公以书辨之曰：「谓之杀人则可，制刑而谓之不疑、原情而谓之无可悯，则不可。今予之死，则二杀之科自是无可疑与可悯者矣。天下之狱岁以万计，如是而杀之，则死者不亦多乎」？温公复书曰：「斗而救死，尚可贷也。因田稼而杀人，牵牛蹊田，夺之牛且不可，况杀人乎？此介甫鹌鹑狱也」。公又曰：「昔楚子灭陈而县之，申叔时恶其灭人之国而欲复之也，故有蹊田之譬，设有此讼，不过还之牛而息讼矣。今也，初无杀之之心，非若利于得牛而有之也，遂寘之死，与还之牛岂不异乎？恐遂为例，则差之毫釐，后将噬脐，其可得耶」？温公不能夺，卒从之。朝廷以公议狱持平，真拜刑部侍郎。先是，元丰八年冬，诏天下奏狱不当谳者案其罪。有司重请谳，断刑峻密，至有枉情以合法者。公奏曰：「熙宁之令，非疑虑与可悯而辄奏者免駮勘。至元丰删去之。去年诏书不得用例贷配，有不当即奏劾，自是官吏畏罪，不惮论杀」。因以元丰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终死者、贷者之数以闻。明年奏狱，门下省多駮正，当贷者皆欲杀。公屡以告，不可；退又与执政书论之，执政不从。大理官亦以书勉公从执政意，公复书责之。执政怒，言于上，有诏例在有司者收还中书，置检例官二人，使议去取，阅刑部、大理所奏疑虑若可悯、情法轻重之状有异同，各以上。公自以不得其官。三奏乞外任，不许，上疏极论其事。疏奏，悉如公请，既宥诸囚，而例复归刑部。自是中外奏谳无所避，如执政前所欲杀者皆得拟例从贷免。逮今八年，其所活不可胜计矣。迁吏部侍郎。右选官冗累，岁乃得调，既赴官，而宗室许占射，成资即罢去为筦库者，患之。公奏请宗室员外置，不独恩厚公族，且使在官无非次替移之怨。时患员多无以注，公检索诸路久阙员而州不以报者百馀所，亟补之，人情悦服。外选所以便远官，久而有侥倖，公请用集注法，人皆以为宜。领详定省寺敕令。公患吏胥猥冗，议加澄汰，以白宰相。宰相遽欲废其半，公不可，曰：「失职者众，法必不行，莫若以渐销之。自今犯法及死亡皆勿补，不数岁，所减过半矣」。宰相不从，于是胥吏之去者怨讟嚣然，至有弃妻子，冻馁而死者。吏额书成，赐金帛，公固辞，朝廷从之。初，元丰四年，河决小吴。元祐初，水官请于北京之南开孙村口引河还故道。宰相主之，朝论异同不决。三年冬，命公与给事中赵君锡同行视。公历东西二河，观地形，究利害，而东流高仰，北流顺下，河不可回。中途即驰奏。至黎阳，阅旧牍，得神宗诏都水使者李立之曰：「河决小吴，东流故道已淤高，理不可塞。宜勿复闭决口，俟见大河归纳，修立提防」。公又以所得先帝诏书并陈之。时宰相多以回河为便，见公奏，不悦。既还，尚书省以诏旨问利害，且谓大河东流为中国之险要，自大吴决由界河入海，既坏塘泺，又界河淤浅，则河必北流注敌界，失险阻之限。公奏曰：「塘泺虽有限河之名，而无禦敌之实。今之塘水，又异昔时，浅足以蹇裳而涉，深足以维舟而济。冬塞冰坚，尤为坦途。如沧州等处，商胡之决，即已淤淀，今四十二年，迄无边陲之警，亦无人言以为深忧。自回河之议起，首以此为辞，是欲动朝听、烦圣虑。若谓河注敌中，失险阻之限，是大不然。何者？大吴初决，水未有归，犹不北去；今河流八年矣，入海遄迅，界河益深，诚不宜过虑。设有此，则中国据上游，北人岂不虑乘流而扰之乎？自古匈奴入汉之路，朝那、萧关、云中、朔方、定襄、雁门、上郡、太原、右北平之类，无险而不入，岂塘泺界河之足限也哉」？及进对，二圣以公之言然。退诣政事堂，大臣曰：「河不北去，可必否」？公曰：「累章论列，如之何不可」？又十数日，而未有定议，公再上疏极陈其不可，且谓：「本朝河决必塞，已塞复决，未尝复回于故道也。今河行大岯之西，至于衡漳，北过洚水，至于大陆，趋徒骇，分注木门，由阎官道会独流口，入界河，东归于海，合禹之迹，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。元丰以前，未有回河之论，八年以后，乃有横议，王孝先、俞瑾辈缘旁以自进尔。臣既案视，究见利害，而大臣廷议，踰月未决，臣窃惑之，况小吴之决，先帝神几睿断，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，顺天地高卑之性，知百川脉络之理，明诏中出，藏在有司，大略以故道淤高，理不可复，更不修塞。远近心服，人无异论。今一孝先，乃敢妄议。乞罢修河司，以省大费，正孝先、瑾之罪，以明典刑」。疏入，即降付外。诘朝，执政奏事，二圣谕以亟罢河役，诏下如公奏。初，欲为是役，调夫费财，其用不赀，县官所不能给，科率调发，出于六路百馀州之民，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而成之，且有后灾。公独抗权彊、绌众论，其事乃寝，以是为吏部久不迁。五年三月，兼侍读。五月，除翰林学士。时初诏经筵官迩英讲读毕，留对，公首进言：「分别邪正，自古所难，唯察言观行，考其事实。所谓正直之人，或天资亮直，或家世忠义，或有志报国，或自立名节，所谓奸邪之人，或逢迎上意，或希合权贵，或性识颇僻，或冀望宠利。凡此二端，其情非一，不可遍举」。于是疏其条目，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，某事者为奸邪，以类相反，凡二十条，愿留圣意。推此事类，以观人情，则邪正可分，而聪明无惑矣，上深嘉纳。公每进读，凡所以启迪人主，皆仁义之意，与夫前古治乱安危之迹。其说以修身正心、任贤容谏、慎赏罚、重守长、劝农桑、安边恤民为要，皆见于章疏。至于造膝面启，必反覆陈之。岁旱，以仁宗宝训三事进，且请诏臣僚直言得失，罢五月朔视朝以避正殿，诏太官减膳以示贬损。又曰：「因灾异求直言，仁祖圣谟也。陛下即位之始，尝降诏求言。逮今五六年，一日万几，四海九州之广，岂无一夫不获、一事失当？形于人言，从而修之，下可以感人心，上可以消天变，可不务乎」？高丽屡入贡，所在不无烦扰，公奏：「待之之礼，宜损于前。俟其欲辞，勿复留止，且不遣报使，使天下晓然知陛下以安远为令德，不以来远崇虚名」。知元祐六年贡举，奏罢参详官。除龙图阁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始视事，留狱无虑千人，公审覈精敏，未及月，庭无留事。凡为开封者多略细务，公独省民事如他州，日阅牒诉五百号。未尽五月，盗贼畏，争讼息，狱无系者。僚属请以圄空言，公曰：「千里之县，而无一人之狱，此上德所格，岂守臣之功耶」？固请不听。复召入翰林兼侍读，转对，援祖宗故事，幸国子监谒文宣王，召儒臣讲说，请上视学。从之。七年六月，拜中书侍郎。既辅政，知无不为。是岁郊祀，礼官议合祭，以《昊天有成命》为言。公曰：「先帝定南北郊，辨天地之祀，此三代之礼也，奈何复欲合祭于圜丘乎？《昊天有成命》乃祀天祭地，皆歌此诗，故曰：「郊祀天地」，亦如《噫嘻》春夏祈谷于上帝，岂春夏亦合为一祭也哉」？三省、枢府凡八人，唯公独为是说，争论不已。公曰：「非天子不议礼，诸公岂可轻变耶」？久之，辩于上前，宰执皆言：范某之言，礼经也，然上始郊祀，宜并见天地，公乃已。熙河帅范育累奏，鄂特凌古酷暴，且久病，族帐怨叛，愿降附。乞招纳河南八族，开拓数千里之地，坐获数十万之众。大臣欲从之，公力争，言于上曰：「中国纳夷狄之叛，理固不顺。今鄂特凌古未有过，温锡沁辈叛否未可知，若发兵应援，先伐鄂特凌古，降者不能必，而无衅者先动矣」。大臣曰：「外事不可隃度，姑使专之，而责其成功」。公曰：「此虽汉武闻之，亦不为也」。初，公在翰林，范育请以赵纯忠节度青唐，伐鄂特凌古，如拒抗即讨之。公奏曰：「彼自相残，以来求哀，当从而绥之，示我恩信，此守在西夷之道。岂可遣人刺候，闻有离贰，遂选置蕃官而代之耶？安得听顺而受代也？臣恐边臣之功未必毫发，待启夏国唇齿之隙、狼子不伏之心」。及是再请，公独不从。其后八族竟无降者，而鄂特凌古恭顺如前日。育又奏进筑舒策纳、密结中、龙川三城，大臣韪其谋，枢府亦欲连书以上。公曰：「此必争之地，我既城之，贼马时出，居民岂得安全？后欲弃之，则城费已甚，必不可与，边祸何时而息？况版筑之初，蕃寇冲突，胜败未可知耶」？公于禦边不欲生事，上多开纳。水官阴为回河之计，增提防，进緷埽，公固守前议，又奏曰：「水官壅遏北流，岁月既久，洪流湍迅，安得不激射奔赴东流？而东流不能吞纳，为祸必转大」。不数月，东流决清丰，复北入内黄，而德清军实被水患，如公言。公罢政之明年，朝廷又命中书舍人吕希纯、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视，亦无以易公之议，距公初使凡八年。右相苏公稽留除书，以言者罢，公曰：「同省也，责不可逭」。苏公制下，即待罪，累章请补外，以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，徙知河阳、河南，寝疾，薨。士大夫知公者，莫不哭之恸。公天资纯良，内刚外和，始筮仕，慨然有经济之意。及在言职，历侍从，位廊庙，所言所行，必穷尽义理。好贤乐善，以人才为急，闻一善，喜若己有。性清约，好施与，自奉养如寒士，而亲戚族属之贫者，丧葬嫁娶必待而后具。与人交，始终如一。立朝有本末，要之至诚而已。尝语人曰：「吾于朋友未尝为欺也。况事君乎」？平生不畏彊禦，故多忤权势，无左右之助。及大用，数可否事，论议不少贬，以是不期岁而罢。好学，终身不释卷。经术尤长于《诗》。文章精醇典丽，有古人气格。所著《诗传》二十卷、《文集》五十卷、《内制集》五卷、《外制集》三卷、《奏议》十卷。娶赵氏，屯田郎中、赠金紫光禄大夫宗古之女，追封蜀郡夫人。再娶宋氏，职方员外郎端平之女，追封蜀郡夫人。七子。祖德，右宣德郎、勾当京东下卸司。祖修，右承务郎、勾当嵩山崇福宫。祖述，右承奉郎、勾当西京粮料院，祖羲，雄州军事推官、知开封府祥符县丞。皆谨厚而文。祖德、祖述屡荐试礼部，祖羲登进士第。祖和，右丞奉郎。祖临、祖言未官，皆幼。三女：长适邓州司法参军鲜于群，次未嫁。孙男十三人：泽、湜、瀷、浃、测、洌、淢、渥、濈、涤、液、湒、激。女十一人。前葬，太学博士杜敏求状公行事，将上之太常史官，诸孤请铭诸圹中。祖禹少受学于公，先公深友爱，常曰：「汝季父所为皆可法」。上之视学，祖禹与劝讲迩英。及公入侍，祖禹固避，不获命，父子先后读讲，或同进对，献纳左右。公既辅政，祖禹继召为学士，恳避得请。公出藩，上恩复申前命，与公同奉内朝凡五年。及出守陕，将省公于洛，而薨。讣至，何痛如之！惟古之君子，论撰其前人之美，而铭之后世。乃摭杜君之状，取其系朝廷大者，传信纪实，不溢不诬。哭而铭曰：

惟我范氏，陶唐之裔。自蜀成都，世显以儒。公来造廷，英祖亲策。言人所难，帝奖其直。入补衮职，神考钦明。蹇蹇匪躬，帝谅基诚。置诸左史，以遗圣嗣。乃赞书命，乃议祥刑。必本于仁，必正于经。河决而北，朔方其咨。二圣命公，往视所宜。行其无事，惟禹是师。敷文禁林，入侍经幄。辨别忠邪，以裨圣学。中书基命，考慎其人。登贰宰司，帝属良臣。公拜稽首，惟艰于兹。在始慎微，庶终不隳。事有可否，惟献替之。秉义执德，匪石不移。入辅出藩，四国其治。天夺之年，不究厥位，有洛之南，实惟土中。刻铭幽宫，以诏无穷。

孔安国谓「尧安安，安天下之当安」；谓「舜允塞，信充塞上下」；谓「天叙有典，天次序人之常性」；谓「惟和惟一，群臣当和，一心以事君」；谓「一哉王心，能一德，则一心」；谓「王道平平，言辩治」。陆德明又「婢绵反」。传注之谬至于此极，而未有釐而正之者。

《尧典》「协和万邦」，《春秋传》「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」，此皆言其大略尔。使不满万，亦可以言万；其不止于万，或倍万，亦可以言万。犹言万物，物奚止于万耶？万民，民奚止于万耶？皆举其大略而言尔。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谓万数释。郑康成谓《尚书》「州十有二师」者，「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。盖百国一师，州十二师，则州千二百国也。八州九千六百国，馀四百国在畿内」。则整整恰恰为万国，不少一，不多一。吁，可哂哉，其陋至此！《公羊》说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，《孝经》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，此或据古志而言。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，遂为之说曰：四海之内九州，州方千里，建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五，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凡二百一十国。八州千六百八十国。又天子之国内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，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成数。武王之兴，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。康成遂又谓三分有二，则殷末千二百诸侯。牵合可笑之状若此类，奚可殚举！凡是皆起于不达道义，无所用心，故溺情于名数之末，寖愚而不自知，又以愚后世。使学者弊精神于愚陋之说中，则先儒于是为有罪，而予谆谆之辩为不得已。彼独不思夫诸侯之建，不知其所自始。人群生于天地之间，皆有血气。生知不能以无欲，欲则争，争则斗，则伤，则杀。其天性之美，稍公且正者，则足以服其比邻。比邻归之凡百，取平焉则五有长，十有长，百有长，千有长。其德愈大，所服愈广。是故有小国之君，有大国之君。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其间有圣人出焉，举天下咸归服之，是为帝为王。夫所谓为君为长者，皆诸侯也，大小之数，多少之数，岂得而预定？既弗克预定矣，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，增损之，以合《王制》所言之数耶？虽有更易世代，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，馀率因其旧。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，讵能尽更而易之？虽有德则加地，有罪则削地，其有功德者固不数见，有罪者亦不数见，则加地削地亦不数见，姑因其旧，乃势之常。而汉儒乃为是等等差差，不可少有增损之制，亦不思甚矣。康成为汉儒宗，馀可观矣。此本不足辩，习俗虚文为日久，固不得已，少驱井蛙之惑。

《尧典》：帝曰「畴咨若时登庸」。《益稷》：「帝庸作歌曰：『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』」。又曰：「庶顽谗说，若不在时」。《尚书》率以「时」为「是」，盖古语也。《尧典》上无所承，忽曰谁乎嗟哉，有谁顺是者乎？吾将登用之。盖「时」即道也，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，黎献之所以有功者此也。丹朱，反此也。禹荒度土功，用此也。皋陶祗叙，此也。祖考以此而来格，群后以此而德让，凤凰因此而来，百兽以此而舞，庶尹由此而谐。敕正天命，惟此而已。「惟此为几」，谓为庶政之几，盖天地间惟有此道而已。三才万化，万物、万事、万理皆不出此道。得此则吉，则治，失此则凶，则乱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谋谟经营，无出此道。是，犹此也。故当时相与诏告，惟曰「时」，犹曰「此」也。时即道之异名，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，后乃取道路无所不通，人所共由之义。初无形体之可执，至于曰「时」，则尤不滞于言意。妙哉，时之为言也！非大圣，畴能为是言？《易》多曰「此」，此即「时」。漆雕开亦曰「吾斯之未能信」，是也，「是」音之轻清者，谓道也。古罕言道，虞夏之际始间言之。舜曰：「若不在时」。又曰：「惟时惟几」。皆所以言道。道之为言，终不若时之为义浑然不分事理。帝知「若时」者诚未易得，故问「其次谁能顺予采者」？采，事也。次问事，则知「时」，道也。

「尧纳舜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」。按《孔丛子》，宰我问及此，孔子曰：「尧既得舜，历试诸艰，已而纳之于尊显之官，使大录万几之政。是故阴阳清和，五星不悖，烈风雷雨各以其应，不有迷错愆伏，明舜之行合于天也」。《孔丛子》之可疑者不一。《皋陶谟》曰：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」。《益稷篇》曰：「安女止，惟几惟康」。盖「几」者，动之微也。后世多事，远不逮唐虞。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万事？尚不及千百，则知唐虞之时所谓万几者，指视听言动念虑尔，此断断乎无疑者。而此言大录万几之政，深有疑焉。又改「麓」作「录」。然则尧纳舜于大山之麓，使之主祭，因名山升于天。烈风雷雨弗迷者，舜毕祭，而烈风雷雨，他所咸迷，独舜所行不迷。言百神享之特佑焉，故不迷。《史记》亦云：「舜入山林川泽，暴风雷雨，舜行不迷，尧以为圣」。若谓自舜录大政而风雨始不迷错，则尧时迷错乎？后始皇封禅，遇暴风雨，岂非神灵示此以为验乎？《孔丛子》所云，疑古好事者托辞。又《孔丛子》书宰我问禋于六宗，孔子曰：「所宗者六，皆洁祀之也。埋少牢于泰昭，所以祭时也。祖迎于坎坛，所以祭寒暑也。主于郊宫，所以祭日也。夜明，所以祭月也。幽禜，所以祭星也。雩禜，所以祭水旱也。禋于六宗，此之谓也」。与《祭法》大略同。《祭法》首言祭天地，即继以埋少牢于泰昭已下。夫舜肆类于上帝，类者，盖类祭及地日月星之类聚祭。而于文祖之外，又禋于三昭三穆欤？古者天下为公，惟让于德。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，非如三代而下天下为家，而传于子，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。若《孔丛子》所言六宗，则舜祭于上帝，不及地，而遂及山川，无乃不可乎？又《孔丛子》后章谓孔子欲猫得鼠，琴音为之变，甚失孔子好生之志。此皆后儒托辞，亦犹言尧瞽叟北面朝舜，孔子曰「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」之类乎。

《舜典》曰「象以典刑」者，《汉书》所谓「画衣冠而民不犯」也。汉儒去古近，宜有所传。后孔安国一人乃更其说曰：「象，法也。法用常刑不越法」。后儒又因别为说曰：「象，民所犯轻重而加以常刑」。皆不明白释象字，不平正。象，画也。画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耻之，而实不刑之。且后世直加之刑，犹恐其不革，而欲画衣冠以革之。呜呼！此衰世浅丈夫所见乃尔，稍致思焉，亦何不可？今固有至愚至奸恶而宁甘受杖，耻于示众，岂唐虞之世而人不耻之欤？矧大圣人道化所感动耶？矧《舜典》此章曰流，曰宥，曰鞭，曰扑，曰赎，曰眚灾肆赦，皆宽恤之类，惟怙终贼杀者乃刑之，此刑乃正之用五刑。若上言「象以典刑」，非画衣冠，则无乃重复乎？下言「钦哉，惟刑之恤哉」，则上叙宽恤，乃其本旨。

「舜咨十有二牧曰：『食哉惟时，柔远能迩，惇德允元，而难任人，蛮夷率服』」。民苟无食，虽有常性，饥困迫之，必至斲丧，故舜先食。《洪范》八政一曰食，孔子亦曰：「所重民食」。孟子曰：「救死不赡，奚暇治礼义？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」，为王道之始。农事之不可失时，惟农家知之。苟失其时，虽种不粒。既富而后可以言教，民食足而后可以言德化。欲柔远，必能迩而后可。德性人所自有。《书》曰「惟民生厚」，因物有迁，不随物迁，则不失其厚，是谓「惇德」。惇德之言，所以勉十有二牧。元即乾元、坤元。元者，道之异名。允，信也，诚也。惇德之至，至于信其果元，是谓允元。《书》曰德元，不失其厚，不因物迁，则可谓能迩矣。其次又能难于任人。以尧朝而有共工、驩兜，以四岳而犹荐鲧，人之难知如此。孟子曰：「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」。如此任人，必得其贤，必能使远方蛮夷柔服。远者犹服，而况于近者乎？禹曰：「安女止，惟几惟康，其弼直。惟动丕应徯志」。止即惇德允元，弼直即难于任人。动应徯志即蛮夷率服。皋陶曰「谨厥身，修思永」，即允元。又曰「庶明励翼」，即任人。故曰「迩可远在兹」，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，在迩不在远也。此万世不可易之通论，论治者无能越之。子思论治天下国家，亦以脩身为先，尊贤次之。后儒亦曰，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贤而已。

舜命伯夷典礼，而告之曰：「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」。何谓也？寅敬者礼之道。礼曲折万状，而由道心行之，实未尝曲折，故曰直；实未尝万状，故曰清。曰直，曰清，曰寅，以三言明礼之一道。后世道不明，此等语多莫晓。

舜命伯夷典礼，《尚书》曰「三礼」，孔安国注云：「天地人之礼」。某疑「三」者「五」字之讹误欤？按《尚书》多曰「五礼」。其巡狩，修五礼。皋陶曰：「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。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。同寅协恭，和衷哉」。五典之外，自有五礼。则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见诸《周官》者是欤？且书中文字非古者不一。如「汝」古必不加水，「太」必不加点，「逊」必不加「之」。「时日曷丧」，本或作「害」。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，有罪无罪，予曷敢有越厥志」，或作「天降下民，惟曰其助上帝宠之，四方有罪无罪，惟我在」。「昭我周王，天休震动」，或作「绍我周王，见休在昔」。「上帝割申，劝宁王之德」，或作「上帝周田，观文王之德」。《尚书》称尧「文思」，思者，知藏于中，深静不露也。称舜「文明」，明者，别贤否，凡百敷见于外也。故《史记》曰：「天下明德，自虞帝始」。

舜命龙曰：「朕堲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。命女作纳言，夙夜出纳朕命」。禹曰：「予欲出纳五言，汝听」。《易大传》曰：「理财正辞」。正辞亦纳言之谓。此治教之急务，而后世不闻。盖五方之民，风俗议论容有不同，如周大夫原伯鲁不说学，闵子骞曰：「周其乱乎！夫必多有是说，而后及其大夫」。此等议论岂可不纳之于上，而出命以正救之也？周衰，异端并作，鲁少正卯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辩，孔子诛之，以邪说之足以乱人心也。至若任侠轻生，以周人之急，有足尚者，而敢于犯禁，敢于杀人，似义而非正，相帅成风，肆行无忌，此岂一日之积哉！上之人无以救其始，稔成其俗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，执左道者有诛。《周官》纠万民之德，正其行，巡问而观察之。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，布而训之，以观新物。三五之世，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为本务，故设官分职，出纳而正教之，奉天命子兆民，本职如此。叔世官废而不修，故异说兴而莫之止。孔子条为政之急务，曰修废官，此其一也。秦汉而降，君臣安于功利，三代旧政不复修举，而况于有虞氏之政乎？

舜曰：「咨女二十有二人，钦哉，惟时亮天功」。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，孰不曰皆人为之功？而舜谕之曰：「钦哉惟时亮天功」。时，是也。亮，信也。是天也，非一付之自然而不为也。尽钦竭力，惟无入于意；茍动于意，即私即偏，而非道心。礼乐刑政一入于人为，则违道违天，即可致患。故《书》曰「天叙有典」，「天秩有礼」，「天命有德」，「天讨有罪」。箕子曰：「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」。王即天。又曰：「无偏无党，无反无侧」。箕子能辩之矣。孟子曰：「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」。是谓帝则，是谓帝载。由乎此则能懋勉，则五品逊，五刑明，则直则清。直而不温则失此，宽而不栗则失此，刚而虐则失此，简而傲则失此，谗说殄行皆失此。谗说者，似是而非之说，以其入乎意也。殄行者，太过殄绝之行，以其入乎意也。孔子训子张以「忠信笃敬，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」者，天也。曾子曰「皓皓」者，纯白无意象，即此天也。伊尹与汤「咸有一德」者，天德也。文王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」者，此也；「小心翼翼」者，此也。此心不动，则不放逸，不慢易，不私不偏，日用纯纯。动静无二道，三才无二道。

《书》曰：「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猗与至哉」！此尧、舜、禹、皋、益相与讲论之大旨，而后世君臣往往下视此等语，以为特言其浅者耳，特言其见于临政事者耳，必别有妙者如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，方可为至论。吁！尧、舜、禹、皋、益有二心乎？临民出政，时有一心穷深极微，时又一心乎？人有二心，且不能以为人，而可以为尧、舜、禹、皋、益乎？精一之论卒于钦谨，卒于敬修，谓钦谨敬修，又特言其浅者，则有浅有深，谓之一可乎？益曰：「戒哉！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佚，罔淫于乐」。又曰：「无怠无荒」。益岂侮其君，谓不足以语夫深者，而姑以其浅者告乎？皋陶曰「谨厥身修」，又曰「无教逸欲」，又曰「兢兢业业」，又曰「同寅协恭」。何数圣人者无他奇谋伟论，而谆谆惟以戒谨恐惧为首语也？于戏！尧之所以为尧，舜之所以为舜，禹之所以为禹，皋陶、益之所以为皋陶、益，岂非以此心而已乎？戒谨恐惧，此心存乎？放逸慢易，此心存乎？知放逸慢易心易失，则戒谨恐惧，此心之存可知矣。惟得此心者，方知此心之出入。惟识此心者，方知此心之存不存。不识此心者，安知之也？不知者胡不于戒谨恐惧时而默察其所以然乎？方戒谨恐惧时，此心放乎？不放乎？纷扰乎？不纷扰乎？有计较乎？无计较乎？支离乎？不支离乎？此时之心可谓尧、舜、禹、皋、益之道心矣，可谓精一矣，可谓中矣，可谓天下之所同然者矣。是心也无私好，无私恶，无私喜，无私怒，无私取，无私去，可谓「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」。庶政庶事，皆建此极；设官分职，莫匪尔极；粒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皋陶之刑使协于中，岂非此极？皇建此极，而天下之民不协于极者，无是理也。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，此也。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，此也。谓克艰之语为特其浅近者，遏绝天下后世之良心，长后世非僻之心。

禹曰：「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政乃乂，黎民敏德」。舜曰：「俞！允若兹，嘉言罔攸伏，野无遗贤，万邦咸宁」。大哉，舜禹之言，其万事不易之道乎！帝王之道，初无甚高难行之事，不过「克艰」一语而已。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，遂可致黎民之速化于德，可以使野无遗贤，可以使万邦咸宁。其道甚易，其功甚大，又甚敏。然则后世何惮而不为学？士大夫往往多归过于人主，而不知过在于士大夫之不学也。夫人主长于深宫，辅而导之者士大夫而已。汉高以匹夫取天下，群臣以一权利辅之，无足云者。张子房亦一时翘楚，借箸发难，毋立六国后未害也，何至深沮高帝为善之心？叔孙通首进大猾，固不足以辅帝。陆贾几开帝矣，而谓汤武逆取顺守，此何等学术，而可以事君也？孝文欲禅贤有德者，而不敢专于子，有司再请，帝再却之。又耻于饬兵厚卫，遂罢卫将军。观此器度，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。贾谊儒者，帝所前席，五饵鄙诈，可耻可贱。岂非士大夫之罪也？武帝虽穷奢黩武，几亡社稷，然好儒，甚有嘉唐虞、乐商周之心。而董仲舒学不知道，三策所陈，虽皆正言，不达大本，不能启导君心固有之善，惟曰仁义礼智信所当修饬而已，不知如何而修饬也？又曰：「设诚于内而致行之」。夫诚者，人心之所自有，何以设为？帝虽多欲，而嘉唐虞、慕三王之心，亦帝之善心也。人心本善，因物有迁。仲舒诚能因帝之善心，顺以启之，达而充之，安知帝不可跻之三代之上也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，不能如孟子因齐宣易牛之心而达之于王道也。士大夫诚未可亟归过于世主也。帝亦颇悦仲舒之对矣，末册曰：「条贯靡竟，统纪未终」。情状亦可观矣。韩歆之死，世咸罪光武。光武诚有拒谏之罪，而歆指天画地亦不敬，不克艰矣。诸葛亮三国之英，而劝攻刘璋，立同姓之妇为后，弃义亡礼。亮犹如此，则下焉可勿论矣。唐房玄龄首发乱谋，杜如晦赞决。二人熟视巢妃之秽而不言；魏徵虽言，仅使勿后。三人者尚尔，馀又可知。马周，史称王佐，九成之谏卒谓业已成就。宋璟坚正矣，及明皇悔过，璟又导之使委曲文过。士大夫学术如此，而遽议人主之难辅，未可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人心自善，人心自明，人心自神，学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，故亦不知人主之心。舜禹之心即是己心，是心四海之所同，万古之所同。「克艰」云者，不放逸之谓也。不放逸则不昏，不昏则本善、本明、本神之心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治、无所不化。此道至易至简。

某自以为能稽众舍己从人矣，每见他人多自用，某不敢自用，亦某自谓能舍己从人，意谓如此言亦可矣。一日偶观《大禹谟》，知舜以克艰稽众，舍己从人，不虐无告，不废困穷，惟帝尧能是，是谓己不能也。三复斯言，不胜叹息。舜心冲虚，不有己善，虽稽众舍己从人，亦自谓不能。呜呼圣矣！舜岂不能稽众者？岂不能舍己从人？岂虐无告？岂废困穷？无告，常人之所不敢虐，困穷，常人之所不忍废，而今也圣人曰己不能。呜呼，圣矣！惟舜冲虚如此其至，故益赞舜德自广运，自圣自神，自文自武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。时某年已六十有六，平时读《大禹谟》未省及此。续思《曲礼》曰：「礼闻取于人，不闻取人者」。称某人仁，某人知，某人孝友之类，不敢取人者，以微有品题之意欤？见取于人则不可，《曲礼》斯义略似《禹谟》。

益曰：「罔失法度」，当哉斯言！三五盛际，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，以法度备具故也。后世所以人物衰丧，间有贤者，复多阙失，以法度大废故也。学问之道虽曰求放心而已，不在于外貌，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即失其所谓帝则。岂有措身于淫逸非僻之地，而曰「吾求放心足矣」？难哉！近丹者必赤，近墨者必黑。自舜禹大圣，犹有克艰之戒，益曰：「戒哉！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」。又曰：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」。又曰：「无怠无荒」。而后世学道之士乍有所闻，微有所觉，忽睹高明广大，往往下视舜、禹、益所为过矣。气质曾未及古中贤，而遽抹略小节，不复退思舜、禹、益用心之如何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唐虞之际，六府以养民，三事以教民。秦汉而降，不复闻三事之教矣。《大禹谟》具言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为三事，而解者已不知其说。利用言器用之便利，厚生言养生。凡民切身日用之事，无越斯二者。即斯二者，而皆有正德焉。如茅茨瓦器、谏造漆器、权量均一之类，是利用之有正德也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颁白不负戴于道路之类，是厚生之有正德也。生民日用，非利用则厚生，非厚生则利用。今也咸有正德，则斯民耳目之所见，手足之所用，心思之所关，无非正德之事，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于德矣。欲化民而不由三事，未见其可。后世为国者，大概兵财而已，文物而已，教化无闻焉，故三事之说不传。惟晏子曰：「夫民生厚而用利」。于是乎正德以福之，此稍不失旨。至于申叔时曰：「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节」，则失《禹谟》之旨矣，无惑乎三事之教于今不闻也。

舜命皋陶曰：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」。自后世观之，协中不协中，此何等急务也？《汤诰》首曰：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，惟后」。自后世言治者观之，衷为何物？常性又何物？所谓绥厥猷者，又何如而绥之也？箕子为武王陈《洪范》曰：「惟时厥庶民于女极，锡女保极」。自后世观之，极者，极至之道也。民至愚无知，何足以与此？设谕告之，彼又安知？成王命君陈分政东郊成周，曰：「时乃罔不变，允升于大猷」。成周，殷顽民所迁，顽民淫湎叛怨，尤其愚不可训诲者，自后世论之，当弃之绝之；而成王方欲使君陈升之于大道，是顽民成王犹期之以大道，而况于他乎？于戏！古先圣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。古先圣王之所以奉天命、为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。天能生斯民，而不能教之。惟民生厚，因物有迁，无有以左之右之，使无越乎极，无失乎常性，则纵所欲为而往，大乱之道也。是故有君焉，以代其任，谓之天子。则天之所以命人君者，非为君者设也。天以衷降于民，民有之，是为常性。率此常性而往，谓之道，亦谓之猷，又谓之大猷，又谓之极。不率此常性以往，则为奸，为宄，为寇贼，为大乱之道。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，知民之所以为治为乱者在此，故夫一政一令之出，无一不为乎此。曰五礼所以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，曰六乐所以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。曰刑，刑者，所以使民协于中。曰政，政者所以使民无不正也。中、和、正，皆极也。故唐虞三代盛时，利用厚生，无非正德，礼乐刑政，无非大道。左右有民，惧民之或失此极也。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极者，常道之异名，言天下惟有此道，不可得而加也。立政立事，莫非此极，莫非中正。上自朝廷，下达闾里，目之所见无非中正之色，耳之所听无非中正之音，身之所履无非中正之行。无奸声乱色以贼其外，无异端邪说以贼其内。从容乎大道之中，不勉不强，而自有士君子之行。比屋之民皆可封，兔罝之夫皆好德。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。古者何修而得此？民有良性，无以贼之也；民之有过，有以防之也。后世忿疾民之不驯，上之人既无德以感动之，乃为一切之政，峻令苛法，以痛绳之，将以禁民之过，而反毒其良性，反作其不肖之心。迨夫治之不得，则曰后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，世移俗改，日就浇漓，刑政已脩，而民犹如此，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吁！此岂后世之民果不可比于三代之民也？岂后世之民果日就浇漓，果不可奈何也？善夫魏郑公之言，曰：「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，则至于今日当悉为鬼魅矣」。上之人贼民之良性，而疾民性之不良；上之人不善防民之过，而忿民之顽；田不井，民无常产，而欲民之有常心；礼乐大坏，淫靡轻浮之音沦浃乎民之肌髓，而欲民之不荡；乡不举，里不选，不教以德行道艺，而教以浅薄无用之虚文。而欲民之不失德，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恶其赤也，日染之以皂墨，而求其不黑也。